低生育率不利经济 如何对症下药？(雷鼎鸣)

内地与香港经济要面对的一个困难，是如何解决人口老化的问题。人口老化有两部分，一是人民寿命延长，二是生育率太低，现在及未来年轻人口供应不足。

长寿是好事，我们不会想法去缩短人民寿命；生育率低企，却可直接削弱经济动力。香港的总和生育率，即一名女性预期一生平均可生多少个小孩，低企了30多年，每届中学入学人数早已从超过10万减至不足4万、5万，年轻劳动力更是不停缩减。

内地近年亦已出现劳动人口下降现象，从2018年到2023年，劳动人口平均每年减少0.46%，我估算过，这因素对经济增长率大约会压低0.19%，不是很大，但近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似有断崖式下降，对将来的劳动力影响不小。

多地补贴刺激生育 惟收效微

2019年平均每名女子一生仍生育1.5名孩子，但到了2023年却降至1名，部分原因应是拜疫情所致，疫情不利生育，但疫情已过，未来两、三年可能会有小型的「婴儿潮」，出生率增加，以补回这几年的损失。但从官方数据看来，生育率的长远趋势显然是处于下跌轨，而且速度甚快，将来接班的劳动人口下降的速度会比今天更快，不利经济。

生育率下降其实并非只在内地及香港才出现，它是一种世界性现象。美国及西欧多个发达国家，生育率的长远趋势都是在下降，有些地方，如日本、南韩、中国、西班牙、意大利等，下降的速度还快得很。多国政府都曾尝试用优惠补贴作诱因去刺激生育，但一般收效甚微。例如，人民见到有生育津贴后只是提早了生育，但一生中计划生育的子女数量却保持不变。如何才能对症下药，重新提振生育率？

2023年经济诺贝尔奖得主戈尔丁（Claudia Goldin）上月发表了一篇论文，对此问题有新的发现，颇值得参考。戈尔丁的博士学位取自芝加哥大学，她的导师在生之时我认识，我认亲认戚的话，她可算是我师姐，她研究经济史及女性，对生育问题很有发言权。她分析了两类国家，发现了两种过去没人注意到的现象。

第一类国家是西方老牌较发达的国家，包括美国、英国、德国、瑞典、丹麦、法国等，她们的人均收入近百年来一直较高，近数十年内经济增长却较为平稳，不算很高。第二类国家的经济波幅较大，从前她们的人均GDP比不上第一类，但近数十年经历过高速增长，有部分国家现时的人均收入已可与第一类的并驾齐驱，甚至超越。这些国家包括南韩、日本、希腊、葡萄牙、意大利、西班牙等。

戈尔丁的第一个发现是曾经历过高速增长的国家，即上述的第二类，总和生育率下跌至非常低，即1.3以下。第一类国家的生育率近年也有下降，但不至于跌得这么低。生育率不但受人均收入影响，更受经济增长的速度影响，曾经经历过极速收入增长的，生育率能跌至很低。内地与香港都有高速增长的经历，生育率也极低。

丈夫分担家务少 妻愈不愿生

第二个发现是丈夫在家务或育儿的时间分担得愈少的，妻子的生育率便愈低。

这两种现象为何并存？戈尔丁认为，在较传统的社会，一般的规范是女性要多负起生儿育女的责任，在家中，她们也要分担较大比例的家务。戈尔丁又认为，丈夫更受传统影响，较希望女性负责生育及家务的传统规范能保存下去。至于女性，收入或教育水平愈高，愈会倾向少生子女。丈夫和妻子都会不同程度受到传统及新环境的影响，两人的意见不一定统一，最后生多少，要看丈夫愿意分担多少家务及育儿的时间。丈夫分担的时间愈多，妻子愈有可能多生育。

上面的论述符合一般常识，但却可引伸出重要结论。假如一个国家经历过飞速增长，等于把此国的人民从传统社会弹射向较高收入的社会。男的还受传统影响，较少做家务，女的则突然发现在新社会中可找到比之前高得多收入的工作，于是不愿生育，除非男的愿意分担，但时代转换太急，男的仍是传统的想法，不愿分担太多，最后结果是生育率很低。至于早已进入高收入的国家因有较足够的时间适应，男的也习惯了要负起家务工作，所以生育率不致大降。有些国家如中国及南韩，因有大量农村人民转到城市，其经历一如突然收入大升，当地的女性也不大愿生。

教育成本高 港楼仍贵碍婚育

上述说法对内地及香港都很有解释力，但也有未充分之处。我十多年前曾做过一些调查，发现港人不太生育，很受楼价太贵及教育成本高昂所决定。楼价贵使年轻人买不起房子，仍要住父母家，结婚推迟，生育也少。家中负责子女教育的，无论在港还是内地，多是妻子负责，反映男方受传统影响较大，女的视多子女为畏途。如何提升生育率？社会中快点形成男方要分担更多工作会有用，政府及雇主都有能力容许男方有条件多作贡献。

(香港经济日报 2025-1-24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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