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国工业革命 为何这么晚才出现？(雷鼎鸣)

上周谈到历史上的中国经济曾长期停滞，1952年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（GDP，扣除通胀后，下同），比2,000年前的汉朝还要稍低，但此后经济却以几何级数上升，2023年人均GDP竟是1952年的89倍！

此种形态在西方国家同样出现，不过，她们从停滞到急升，发生的时间比中国早了近200年，升势也不及中国这么急剧。

宋朝科技领先 「革命」未现成谜

西方国家在工业革命出现时，才呈现明显的收入升势，但在200年前，每年1%的增长率已足被视为可傲视全球。为甚么工业革命及在此之前的科学各种突破，比中国早了这么多年？要知道，科技史大师李约瑟（Joseph Needham）发现，在宋朝中国的科技水平早已遥遥领先欧洲诸国。工业革命为何没有理所当然的在中国首先出现，这便是著名的「李约瑟之谜」。

这谜题有一定的重要性，数十年前，在中国科技与工业仍都远远落后于西方世界之时，它尤其能吸引到大量历史学家、经济学家与科技专家的关注。不少前辈也特别在意，要创造甚么条件，才可使科技革命与工业革命一样在中国也能出现，今天中国既然已成世界制造业的第一超级大国，上述问题的关注度或会减弱。

「李约瑟之谜」并不是可轻易解释的，诸家说法已有不少，有些也言之成理。我是经济学家，自然会从经济角度看此谜题，我的看法不见得是要取代别人的理论，但我相信可作重要的补充。

扩充市场 须靠高效交易系统

我以前多次说过，生产力的进步，除了倚靠科学及知识的利用外，最重要的因素便是劳动力的分工是否细致。分工愈细，劳动力愈能专注做事，也愈能找出更有效率的生产程序。但劳动力分工不是要分便可分，设想在人烟罕至的穷乡僻壤，居民要生产自己全部的消费用品，哪能分工？现代经济学鼻祖亚当史密斯（Adam Smith）在《国富论》第3章中有名言，劳动力的分工受限于市场的范围，我们可把此理解为市场愈大，分工的程度便可更细。近数十年全球经济一体化后，市场大幅扩大，工业制品的分工亦演变至每一产品都可涉及一道生产供应链，不同的环节都由不同国家或企业负责。

从上可知，工业革命的前提是有一个足够庞大的市场，使商品可无远弗届，从而使细致的劳动分工变得有需要而且可行。在古代历史上，要扩充市场，一个必要条件是有一个高效可靠的交易系统。

北宋时的贸易，往往要靠价值不高、运输困难而且沉重的铁钱作交换媒介，十分不便，于是出现了「交子」，这是纸币的雏形；南宋时进化为「会子」，更是具备了很多现代货币的特性。政府需要多少货币，可自行印刷发行。「会子」背后有实物财宝作储备支撑，但储备率不用很高。有了一套人民信任的货币后，可把它作为交易时的工具，亦可以是储值的工具。纸币与白银或黄金等贵金属不同，数量不受缺金缺银的限制，印制纸币的成本亦远低于换取或开采贵金属的成本。有了纸币，贸易方便得多，可以大幅扩大市场的规模。

不过，纸币的优点亦成为它的弱点，南宋时的末代皇帝为了军费，便滥发「会子」，很快地「会子」便贬值，大家不再信任它。朱元璋开国时也发行过纸币，但他一样抵受不了诱惑，印发太多，造成通胀，明朝的纸币也废掉了。代之而起的是用白银作货币，但中国缺银，要靠输出茶叶、丝绸、瓷器等产品到南洋及欧美各国换取玻利维亚及日本所产的白银。从近年发现的几艘明朝南海沉船所载的货物可见，中国与南洋贸易繁荣。中国经马尼拉及墨西哥城转至欧洲的海上丝路，在明朝一样发达。中国输出有价值的商品，换回的却是被当作货币本身消费价值不高的白银。由此可见，中国也参与了全球化贸易，本也有可能慢慢促成更大的市场更细的分工，但有两个因素使中国没有如西方国家般通过大航海，建立及剥削殖民地去为自己积累财富。

积累财富成空 无力再拓工业

第一个因素是白银是用来做货币，若是用纸币，便不用付出这么大的代价，靠大量输出自己商品去换取白银。第二个因素是中国明清二代辛苦积累的白银，后来都被不平等条约清空掉。历史学家王裕巽估计，从1567年海禁开关至1644年明亡，中国通过贸易顺差共流入3.3亿両白银。明亡后贸易继续，1681至1800年，共流入4.58亿両白银。以致有人认为，世界一半的白银都到了中国。不过，甲午战争后中国要赔日本2.3亿両，八国联军后，要赔4.5亿両，中国贸易的成果都被抢光，如何有余钱发展科技与工业？

(香港经济日报 2024-9-13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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