低生育率不利經濟 如何對症下藥?(雷鼎鳴)

內地與香港經濟要面對的一個困難,是如何解決人口老化的問題。人口老化有兩部分,一是人民壽命延長,二是生育率太低,現在及未來年輕人口供應不足。

長壽是好事,我們不會想法去縮短人民壽命;生育率低企,卻可直接削弱經濟動力。香港的總和生育率,即一名女性預期一生平均可生多少個小孩,低企了30多年,每屆中學入學人數早已從超過10萬減至不足4萬、5萬,年輕勞動力更是不停縮減。

內地近年亦已出現勞動人口下降現象,從2018年到2023年,勞動人口平均每年減少0.46%,我估算過,這因素對經濟增長率大約會壓低0.19%,不是很大,但近年中國的總和生育率似有斷崖式下降,對將來的勞動力影響不小。


多地補貼刺激生育 惟收效微

2019年平均每名女子一生仍生育1.5名孩子,但到了2023年卻降至1名,部分原因應是拜疫情所致,疫情不利生育,但疫情已過,未來兩、三年可能會有小型的「嬰兒潮」,出生率增加,以補回這几年的損失。但從官方數據看來,生育率的長遠趨勢顯然是處於下跌軌,而且速度甚快,將來接班的勞動人口下降的速度會比今天更快,不利經濟。

生育率下降其實並非只在內地及香港才出現,它是一種世界性現象。美國及西歐多個發達國家,生育率的長遠趨勢都是在下降,有些地方,如日本、南韓、中國、西班牙、意大利等,下降的速度還快得很。多國政府都曾嘗試用優惠補貼作誘因去刺激生育,但一般收效甚微。例如,人民見到有生育津貼後只是提早了生育,但一生中計劃生育的子女數量卻保持不變。如何才能對症下藥,重新提振生育率?

2023年經濟諾貝爾獎得主戈爾丁(Claudia Goldin)上月發表了一篇論文,對此問題有新的發現,頗值得參考。戈爾丁的博士學位取自芝加哥大學,她的導師在生之時我認識,我認亲認戚的话,她可算是我師姐,她研究經濟史及女性,對生育問題很有發言權。她分析了兩類國家,發現了兩種過去沒人注意到的現象。

第一類國家是西方老牌較發達的國家,包括美國、英國、德國、瑞典、丹麥、法國等,她們的人均收入近百年來一直較高,近數十年內經濟增長卻較為平穩,不算很高。第二類國家的經濟波幅較大,從前她們的人均GDP比不上第一類,但近數十年經歷過高速增長,有部分國家現時的人均收入已可與第一類的並駕齊驅,甚至超越。這些國家包括南韓、日本、希臘、葡萄牙、意大利、西班牙等。

戈爾丁的第一個發現是曾經歷過高速增長的國家,即上述的第二類,總和生育率下跌至非常低,即1.3以下。第一類國家的生育率近年也有下降,但不至於跌得這麼低。生育率不但受人均收入影響,更受經濟增長的速度影響,曾經經歷過極速收入增長的,生育率能跌至很低。內地與香港都有高速增長的經歷,生育率也極低。


丈夫分擔家務少 妻愈不願生

第二個發現是丈夫在家務或育兒的時間分擔得愈少的,妻子的生育率便愈低。

這兩種現象為何並存?戈爾丁認為,在較傳統的社會,一般的規範是女性要多負起生兒育女的責任,在家中,她們也要分擔較大比例的家務。戈爾丁又認為,丈夫更受傳統影響,較希望女性負責生育及家務的傳統規範能保存下去。至於女性,收入或教育水準愈高,愈會傾向少生子女。丈夫和妻子都會不同程度受到傳統及新環境的影響,兩人的意見不一定統一,最後生多少,要看丈夫願意分擔多少家務及育兒的時間。丈夫分擔的時間愈多,妻子愈有可能多生育。

上面的論述符合一般常识,但卻可引伸出重要結論。假如一個國家經歷過飛速增長,等於把此國的人民從傳統社會彈射向較高收入的社會。男的還受傳統影響,較少做家務,女的則突然發現在新社會中可找到比之前高得多收入的工作,於是不願生育,除非男的願意分擔,但時代轉換太急,男的仍是傳統的想法,不願分擔太多,最後結果是生育率很低。至於早已進入高收入的國家因有較足夠的時間適應,男的也習慣了要負起家務工作,所以生育率不致大降。有些國家如中國及南韓,因有大量農村人民轉到城市,其經歷一如突然收入大升,當地的女性也不大願生。


教育成本高 港樓仍貴礙婚育

上述說法對內地及香港都很有解釋力,但也有未充分之處。我十多年前曾做過一些調查,發現港人不太生育,很受樓價太貴及教育成本高昂所決定。樓價貴使年輕人買不起房子,仍要住父母家,結婚推遲,生育也少。家中負責子女教育的,無論在港還是內地,多是妻子負責,反映男方受傳統影響較大,女的視多子女為畏途。如何提升生育率?社會中快點形成男方要分擔更多工作會有用,政府及僱主都有能力容許男方有條件多作貢獻。

(香港經濟日報 2025-1-24)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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