利伯维尔场作主体 前瞻规划非指令 (雷鼎鸣)

特区政府6月公布了一份《第一个五年规划》的咨询档，这在一向标榜利伯维尔场不搞计划经济的香港，是一个新生事物。

檔中第2页虽有宣称「坚持市场主导、政府引导」，但利伯维尔场与政府角色的关系从来都是经济学中一个核心问题，政府在港要制定「五年规划」，究竟会把香港经济推上更高一层楼还是会埋下祸根？利伯维尔场与计划经济水火不相容？在某些条件下会否相辅相成？

先从理论上探索这些问题，再看看实践中的证据。250年前亚当史密斯（Adam Smith）出版了《国富论》，对利伯维尔场机制有着深刻的分析。驱动企业生产大众有所需求的产品并非一定因他们道德高尚，处处想着为人民服务，而是他们抱着追求利润的目的。人民努力工作，是因为如此一来他们收入可上升，改善自己及家人的生活。在利伯维尔场机制下，社会恍如有一双「无形之手」推动着各种交易，并把资源最合理地配置起来。利伯维尔场的运作不用倚靠参与者的无私奉献，私利足以使一个个企业、一个个劳动者都成为自带动力的引擎，把经济搞上去。另一个重要的优点是大众并不需要对市场有深入的了解，企业只需盯着产品的价格及生产成本，有利可图便多生产，无利便退缩。消费者也不用到处搜集数据，价格负担得起便可考虑购买，太贵则少买一点。这些简单的信息要求及操作，却足以把一庞大的市场支撑起来，并达致最高效的资源分配。

资本家贪婪 非市场机制之错

有说市场机制可造就资本家，他们若足够贪婪，会使其国家衍生出帝国主义，到处侵略，剥夺别国资源。我们要指出，这并非利伯维尔场之错，而是人性中的贪欲所致。我们更应注意为何西方社会的所谓民主政治制度，不断产生出一些侵略成性并常常要扭曲市场机制的政客，把注意力放在利伯维尔场机制之上，是放错了地方。

有了利伯维尔场，政府制定的「五年计划」还有没有用处？这要看是甚么样的计划。若政府官员在办公室中搞搞数据，用计算机分析甚么东西要多生产一些，甚么要少一些，并下达指令要市场跟从，多半会出事，因政府对企业的生产能力及成本，与消费者的偏好，很难掌握到准确的信息，更有甚者，人民往往有诱因隐藏与自己利益有关的信息，政府以错误的信息去做计划，自然会出事。60多年前中国的大跃进中，各地的地方干部大量夸大粮食生产，使中央误以为地方粮产甚丰，没有把粮食合理配置，以致酿成大祸，饿死了近3,000万人，鲜明地说出信息错误的弊病。不过，在某些情况下，例如国家处于战争或备战当中，政府及时作出适当计划，效果却往往比市场更好。在一些大型的战略项目中，例如内地要搞「南水北调」，又或通过「一带一路」与各国通商，没有政府的推动，都恐难成事。

我们再看看历史，中国在解放后，搞过多次五年计划，经济也逐渐变成指令经济，城市人民「做又36，不做又36」，农村中则在人民公社吃大锅饭。这期间，虽有人民付出的巨大努力，造出两弹一星，人均寿命亦显著增长，但在70年代中期经济濒临崩溃。苏联也用计划经济，全国有些商品奇缺，有些则无人问津，经济终斗不过主要依靠市场机制的美国而终于被肢解了。这又引致西方国家高度兴奋，以为她们的制度已是历史的最终点，其他人等只能向他们学习。

激励企业精神 非改造成雷锋

中国在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，却是对市场与政府的相处之道另作处理。邓小平的「黑猫白猫」论包含着大智慧，中国大幅释放出市场力量，整个80、90年代都在发挥出企业家的创业精神，人人要找钱，致富光荣，而且中国搞韬光养晦，这正如《易经》干卦中「潜龙勿用」的智慧，市场经济颇大幅度地取代了计划经济。到了江泽民年代，经济也许已到了「见龙在田」的阶段，颇有睇头。胡锦涛年代因已参加了世贸组织，市场经济发展更盛，经济增长率更快，中国已是「或跃在渊」。

到了今天，已开始进入「飞龙在天」的初阶，带动经济的主要力量是市场中的民营企业，华为、腾讯、阿里巴巴、小米、比亚迪等最成功的企业，清一色的全都是民企，不是国企。不过，经济与国力厚积后，我们却不可忘记凡事不能过度，要有居安思危之心，「亢龙有悔」正提醒着我们。美国90年代时如日中天，但是不懂「亢龙有悔」的智慧，继续到处欺凌，今天则衰象已呈。

从上所述，我认为香港搞「五年规划」是可以的，但却应以利伯维尔场为主体，港人的企业精神一定要激励并维持下去，这与计划并无排斥。内地计划经济的比重比香港为高，港人可视内地的「五年规划」为影响香港的条件或机遇，想办法适应及利用。香港自己的规划是要制定目标，并找出到此目标的路径，当中要最大化地利用市场力量。在可见的将来，爱国精神仍未足以成为港人推动经济的动力，追求合理的私利更加重要，若只是靠把港人改造成「毫不利己、专门利人」的雷锋，香港的经济动力恐会油尽灯枯。

北都拓大学医疗科研 顺应市场

北部都会区的发展方向，可给我们不少启发。在未有经济基础之前要求地产商多在此投资，是不切实际之事，不会有足够积极的成果，但开发高等院校、医疗服务及科研却是顺应市场力量之事。美国排华，香港有大量吸纳人才的机遇，但人才来了，到甚么地方落脚？大学是最好的第一站，人才熟悉了环境后可再参与高新科技及医疗的发展，但大学要有财政力量才能接收这些人才。要有财政力量，大学便要扩容，大量招收内地及一带一路国家的学生，以其较高的学费支撑大学的扩容，这发展方向符合市场经济也符合经济规划。

(香港经济日报 2026-7-24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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